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，太皇太后临于前殿，延登，亲诏之曰：公进，虚听朕言。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，纳策尽忠，白诛故定陵侯淳于长，以弥乱发奸，登大司马，职在内辅。孝哀皇帝即位，骄妾窥欲，奸臣萌动，公手劾高昌侯董宏，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。自是之后，朝臣论议，靡不据经。以病辞位，归于第家，为贼臣所陷。就国之后，孝哀皇帝觉寤，复还公长安，临病加剧，犹不忘公，复特进位。是夜仓卒，国无储主，奸臣充朝，危殆甚矣。朕惟定国之计，莫宜于公，引纳于朝，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，转漏之间，忠策辄建，纲纪咸张。绥和、元寿，再遭大行，万事毕举，祸乱不作。辅朕五年，人伦之本正，天地之位定。钦承神祇，经纬四时，复千载之废，矫百世之失，天下和会，大众方辑。《诗》之《灵台》，《书》之《作雒》，镐京之制，商邑之度，于今复兴。昭章先帝之元功，明著祖宗之令德，推显严父配天之义，修立郊禘。宗祀之礼，以光大孝。是以四海雍雍，万国慕义，蛮夷殊俗，不召自至，渐化端冕，奉珍助祭。寻旧本道，遵术重古，动而有成，事得厥中。至德要道，通于神明，祖考嘉享。光耀显章，天符仍臻，元气大同。麟凤龟龙，众祥之瑞，七百有馀。遂制礼作乐，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。普天之下，惟公是赖，官在宰衡，位为上公。今加九命之锡，其以助祭，共文武之职，乃遂及厥祖。于戏，岂不休哉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！

大逆无道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，欲惩犯法者也。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合，无义则离。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，而弃去乃始等，或更嫁，义已绝，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，名不正，不当坐（《汉书·孔光传》）。

立旧恶：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，多受其赂，为言误朝；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，众言曰吕氏、少帝复出，纷纷为天下所疑，难以示来世，成襁褓之功。请遣立就国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：红阳侯立，太后亲弟，莽以诸父内敬惮之，乃复令光奏。）。

前将作大匠万年，佞邪不忠，知昌陵卑下，不可为万岁居，奏请营作，建置郭邑；妄为巧诈，积土增高；多赋敛，烦繇役，兴卒暴之作；卒徒蒙辜，死者连属，百姓罢极，天下匮竭。常侍闳，前为大司农中丞，数奏昌陵不可成；侍中卫尉长，数白宜早止，徙家反故处。朕以长言下闳章，公卿议者皆合。长计首建至策，闳典主省大费，民以康宁。闳前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其赐长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闳五百户。万年佞邪不忠，毒流众庶，海内怨望，至今不息。虽蒙赦令，不宜居京师，其徙万年敦煌郡（《汉书·成纪》，又见《陈汤传》，又见《佞幸·淳于长传》）。

定陵侯长已伏其辜，君虽交通，《传》不云乎？「朝过夕改，君子与之」。君何疑焉？其专心壹意，毋怠医药以自持（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）。

淳于长小妻乃始等坐罪议令，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，明有所讫也。长犯大逆时，乃始等见为长妻，已有当坐之罪，与身犯法无异，后乃弃去，于法无以解。请论（《汉书·孔光传》：丞相方进、大司空何武议。）。

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，备拾遗之臣，从朝者之后，进不能尽思纳忠辅宣圣德，退无被坚执锐讨不义之功，猥蒙厚恩，仍迁至北地太守。绝命陨首，身膏野草，不足以报塞万分。陛下圣德宽仁，不遗易忘之臣，垂周文之听，下及刍荛之愚，有诏使卫尉受臣永所欲言。臣闻事君之义，有言责者尽其忠，有官守者修其职。臣永幸得免于言责之辜，有官守之任，当毕力遵职，养绥百姓而已，不宜复关得失之辞。忠臣之于上，志在过厚，是故远不违君，死不忘国。昔史鱼既没，馀忠未讫，委柩后寝，以尸达诚；汲黯身外思内，发愤舒忧，遗言李息。经曰：「虽尔身在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」。臣永幸得给事中，出入三年，虽执干戈守边垂，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，是以敢越郡吏之职，陈累年之忧。

臣闻天生蒸民，不能相治，为立王者以统理之，方制海内非为天子，列土封疆非为诸侯，皆以为民也。垂三统，列三正，去无道，开有德，不私一姓，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王者躬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博爱仁恕，恩及行苇，籍税取民不过常法，宫室车服不逾制度，事节财足，黎庶和睦，则卦气理效，五徵时序，百姓寿考，庶草蕃滋，符瑞并降，以昭保右。失道妄行，逆天暴物，穷奢极欲，湛湎荒淫，妇言是从，诛逐仁贤，离逖骨肉，群小用事，峻刑重赋，百姓愁怨，则卦气悖乱，咎征著邮，上天震怒，灾异屡降，日月薄食，五星失行，山崩川溃，水泉踊出，妖孽并见，茀星耀光，饥馑荐臻，百姓短折，万物夭伤。终不改寤，恶洽变备，不复谴告，更命有德。《诗》云：「乃眷西顾，此惟予宅」。

夫去恶夺弱，迁命贤圣，天地之常经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厚薄，期质有修短，时世有中季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承八世之功业，当阳数之标季，涉三七之节纪，遭《无妄》之卦运，直百六之灾厄，三难异科，杂焉同会。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，群灾大异，交错锋起，多于《春秋》所书。八世著记，久不塞除，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，三朝之会，四月丁酉四方众星白昼流陨，七月辛未彗星横天。乘三难之际会，畜众多之灾异，因之以饥馑，接之以不赡。彗星，极异也，土精所生，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，兵乱作矣。厥期不久，隆德积善，惧不克济。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，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、幽闲之处徵舒、崔杼之乱；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、苏令、陈胜，项梁奋臂之祸。内乱朝暮，日戒诸夏，举兵以火角为期。安危之分界，宗庙之至忧，臣永所以破胆寒心，豫言之累年。下有其萌，然后变见于上，可不致慎！

祸起细微，奸生所易。愿陛下正君臣之义，无复与群小媟黩燕饮；中黄门后庭素骄慢不谨，尝以醉酒失臣礼者，悉出勿留。勤三纲之严，修后宫之政，抑远骄妒之宠，崇近婉顺之行，加惠失志之人，怀柔怨恨之心（《汉纪》作「士」）。保至尊之重，秉帝王之威，朝觐法出而后驾，陈兵清道而后行，无复轻身独出，饮食臣妾之家。三者既除，内乱之路塞矣。

诸夏举兵，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，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，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。《易》曰：「屯其膏，小贞吉，大贞凶」。《传》曰：「饥而不损兹谓泰，厥灾水，厥咎亡」。訞辞曰：「关动牡飞，辟为无道，臣为非，厥咎乱臣谋篡」。王者遭衰难之世，有饥馑之灾，不损用而大自润，故凶；百姓困贫无以共求，愁悲怨恨，故水；城关守国之固，固将去焉，故牡飞。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，禾黍不入。今年蚕麦咸恶，百川沸腾，江河溢决，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馀。比年丧稼，时过无宿麦。百姓失业流散，群辈守关。大异较炳如彼，水灾浩浩，黎庶穷困如此，宜捐常税小自润之时，而有司奏请加赋，甚缪经义，逆于民心，布怨趋祸之道也。牡飞之状，殆为此发。古者谷不登，亏膳，灾屡至，捐服，凶年不塈涂，明王之制也。《诗》云：「凡民有丧，扶服救之」。《论语》曰：「百姓不足，君孰予足」？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，益减大官、导官、中御府、均官、掌畜、廪牺用度，止尚方、织室、京师郡国工服官发输造作，以助大司农。流恩广施，振赡困乏，开关梁，内流民，恣所欲之，以救其急。立春，遣使者循行风俗，宣布圣德，存恤孤寡，问民所苦，劳二千石，敕劝耕桑，毋夺农时，以慰绥元元之心，防塞大奸之隙。诸夏之乱，庶几可息。

臣闻上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，下主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。陛下天然之性，疏通聪敏，上主之姿也。少省愚臣之言，感寤三难，深畏大异，定心为善，捐忘邪志，毋贰旧愆，厉精致政，至诚应天，则积异塞于上，祸乱伏于下，何忧患之有？窃恐陛下公志未专，私好颇存，尚爱群小，不肯为耳（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：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。时灾异尤数，永当之官，上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，永对。）！

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，众庶匈匈，咸曰贤贵，其馀并蒙恩，至今流言未解。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，宜暴贤等本奏语言，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，考合古今，明正其义，然后乃加爵士；不然，恐大失众心，海内引领而议。暴平其事，必有言当封者，在陛下所从；天下虽不说，咎有所分，不独在陛下。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，其事亦议。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，众人归咎于永，先帝不独蒙其讥。臣嘉、臣延材驽不称，死有馀责。知顺指不迕，可得容身须臾，所不敢者，思报厚恩也（《汉书·王嘉传》：哀帝欲封董贤等，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。）。

臣闻咎繇戒帝舜曰：「亡敖佚欲有国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」。箕子戒武王曰：「臣无有作威作福，亡有玉食；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辟，民用僭慝」。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，乱阴阳之统，而害及王者，其国极危。国人倾仄不正，民用僭差不壹，此君不由法度，上下失序之败也。武王躬履此道，隆至成康。自是以后，纵心恣欲，法度陵迟，至于臣弑君，子弑父。父子至亲，失礼患生，何况异姓之臣？孔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」。孝文皇帝备行此道，海内蒙恩，为汉太宗。孝宣皇帝赏罚信明，施与有节，记人之功，忽于小过，以致治平。孝元皇帝奉承大业，温恭少欲，都内钱四十万万，水衡钱二十五万万，少府钱十八万万。尝幸上林，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，猛兽惊出，贵人前当之，元帝嘉美其义，赐钱五万。掖庭见亲，有加赏赐，属其人勿众谢。示平恶偏，重失人心，赏赐节约。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，故少府、水衡见钱多也。虽遭初元、永光凶年饥馑，加有西羌之变，外奉师旅，内振贫民，终无倾危之忧，以府臧内充实也。孝成皇帝时，谏臣多言燕出之害，及女宠专爱，耽于酒色，损德伤年，其言甚切，然终不怨怒也。宠臣淳于长、张放、史育，育数贬退，家赀不满千万，放斥逐就国，长榜死于狱。不以私爱害公义，故虽多内讥，朝廷安平，传业陛下。

陛下在国之时，好《诗》《书》，上俭节，征来所过道上称颂德美，此天下所以回心也。初即位，易帷帐，去锦绣，乘舆席缘绨缯而已。共皇寝庙比比当作，忧闵元元，惟用度不足，以义割恩，辄且止息，今始作治。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，又为贤治大第，开门乡北阙，引王渠灌园池，使者护作，赏赐吏卒，甚于治宗庙。贤母病，长安厨给祠具，道中过者皆饮食。为贤治器，器成，奏御乃行，或物好，特赐其工，自贡献宗庙三宫，犹不至此。贤家有宾婚及见亲，诸官并共，赐及仓头奴婢，人十万钱。使者护视，发取市物，百贾震动，道路欢哗，群臣惶惑。诏书罢菀，而以赐贤二千馀顷，均田之制从此堕坏，奢僭放纵，变乱阴阳，灾异众多，百姓讹言，持筹相惊，被发从徒跣而走，乘马者驰，天惑其意，不能自止。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。陛下素仁智慎事，今而有此大讥。

孔子曰：「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安用彼相矣」！臣嘉幸得备位，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；身死有益于国，不敢自惜。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，察众人之所共疑。往者宠臣邓通、韩嫣骄贵失度，逸豫无厌，小人不胜情欲，卒陷罪辜。乱国亡躯，不终其禄，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。宜深览前世，以节贤宠，全安其命（《汉书·王嘉传》：后数月日食，举值言，嘉复奏封事。于是上浸不说。）。

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，诚不可更有它计（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：有司奏请遣淳于长就国，长以金钱与立，立上封事，为长求留。）。

诚哀老姊垂白，随无状子出关，愿勿复用前事相侵（《汉书·杜钦传》：钦业为函谷关都尉，会定陵侯淳于长有罪，当就国，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。）。

窃见安汉公自初束修，值世俗隆奢丽之时，蒙两宫厚骨肉之宠，被诸父赫赫之光，财饶势足，亡所《午吾》意，然而折节行仁，克心履礼，拂世矫俗，确然特立；恶衣恶食，陋车驽马，妃匹无二，闺门之内，孝友之德，众莫不闻；清静乐道，温良下士，惠于故旧，笃于师友。孔子曰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」，公之谓矣。

及为侍中，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，公不敢私，建白诛讨。周公诛管蔡，季子鸩叔牙，公之谓矣。

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，委以国统。孝哀即位，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，造作二统，公手劾之，以定大纲。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舆幄坐，以明国体。《诗》曰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，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圉」，公之谓矣。

深执谦退，推诚让位。定陶太后欲立僭号，惮彼面刺幄坐之义，佞惑之雄，朱博之畴，惩此长、宏手劾之事，上下壹心，谗贼交乱，诡辟制度，遂成篡号，斥逐仁贤，诛残戚属，而公被胥、原之诉，远去就国，朝政崩坏，纲纪废弛，危亡之祸，不隧如发，《诗》云「人之云亡，邦国殄悴」，公之谓矣。

当此之时，宫亡储主，董贤据重，加以傅氏有女之援，皆自知得罪天下，结雠中山，则必同忧，断金相翼，藉假遗诏，频用赏诛，先除所惮，急引所附，遂诬往冤，更征远属，事势张见，其不难矣！赖公立入，即时退贤，及其党亲。当此之时，公运独见之明，奋亡前之威，盱衡厉色，振扬武怒，乘其未坚，厌其未发，震起机动，敌人摧折，虽有贲育不及持刺，虽有樗里不及回知，虽有鬼谷不及造次，是故董贤丧其魂魄，遂自绞杀。人不还踵，日不移晷，霍然四除，更为宁朝。非陛下莫引立公，非公莫克此祸。《诗》云「惟师尚父，时惟鹰扬，亮彼武王」，孔子曰「敏则有功」，公之谓矣。

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、令邯，与大司徒光，车骑将军舜建定社稷，奉节东迎，皆以功德受封益土，为国名臣。《书》曰「知人则哲」，公之谓也。

公卿咸叹公德，同盛公勋，皆以周公为比，宜赐号安汉公，益封二县，公皆不受。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，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，孔子曰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」，公之谓也。

将为皇帝定立妃后，有司上名，公女为首，公深辞让，迫不得已然后受诏。父子之亲天性自然，欲其荣贵甚于为身，皇后之尊侔于天子，当时之会千载希有，然而公惟国家之统，揖大福之恩，事事让退，动而固辞。《书》曰「舜让于德不嗣」，公之谓矣。

自公受策，以至于今，亹亹翼翼，日修其德，增修雅素以命下国，俊俭隆约以矫世俗，割财损家以帅群下，弥躬执平以逮公卿，教子尊学以隆国化。僮奴衣布，马不秣谷，食饮之用，不过凡庶。《诗》云「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」，孔子曰「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」，公之谓矣。

克身自约，籴食逮给，物物卬市，日阕亡储。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，入钱献田，殚尽旧业，为众倡始。于是小大乡和，承风从化，外则王公列侯，内则帷幄侍御，翕然同时，各竭所有，或入金钱，或献田亩，振贫穷，收赡不足者。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，鲁公仪子不茹园葵，公之谓矣。

开门延士，下及白屋，娄省朝政，综管众治，亲见牧守以下，考迹雅素，审知白黑。《诗》云「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」，《易》曰「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」，公之谓矣。

比三世为三公，再奉送大行，秉冢宰职，填安国家，四海辐凑，靡不得所。《书》曰「纳于大麓，列风雷雨不迷」，公之谓矣。

此皆上世之所鲜，禹稷之所难，而公包其终始，一以贯之，可谓备矣！是以三年之间，化行如神，嘉瑞叠累，岂非陛下知人之效，得贤之致哉！故非独君之受命也，臣之生亦不虚矣。是以伯禹锡玄圭，周公受郊祀，盖以达天之使，不敢擅天之功也。揆公德行，为天下纪；观公功勋，为万世基。基成而赏不配，纪立而褒不副，诚非所以厚国家，顺天心也。

高皇帝褒赏元功，相国萧何邑户既倍，又蒙殊礼，奏事不名，入殿不趋，封其亲属十有馀人。乐善无厌，班赏亡遴，苟有一策，即必爵之，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，选由旄头，壹明樊哙，封二千户。孝文皇帝褒赏绛侯，益封万户，赐黄金五千斤。孝武皇帝恤录军功，裂三万户以封卫青，青子三人，或在襁褓，皆为通侯。孝宣皇帝显著霍光，增户命畴，封者三人，延及兄孙。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，杖朱虚之鲠，依诸将之递，据相扶之势，其事虽丑，要不能遂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，乘大胜之威，未尝遭时不行，陷假离朝，朝之执事，亡非同类，害断历久，统政旷世，虽曰有功，所因亦易，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。及至青、戎，摽末之功，一言之劳，然犹皆蒙丘山之赏。课功绛、霍，造之与因也；比于青、戎，地之与天也。而公又有宰治之效，乃当上与伯禹、周公等盛齐隆，兼其褒赏，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，臣诚惑之！

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，德亡首者褒不检。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，度百里之限，越九锡之检，开七百里之宇，兼商、奄之民，赐以附庸殷民六族，大路大旂，封父之繁弱，夏后之璜，祝宗卜史，备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白牡之牲，郊望之礼。王曰：「叔父，建尔元子」。子父俱延拜而受之。可谓不检亡原者矣。非特止此，六子皆封。《诗》曰：「亡言不雠，亡德不报」。报当如之，不如非报也。近观行事，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，然而番君得王长沙，下诏称忠，定著于令，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。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，诸夏服从。郑伯献乐，悼公于是以半赐之。绛深辞让，晋侯曰：「微子，寡人不能济河。夫赏，国之典，不可废也。子其受之」。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，《春秋》善之，取其臣竭忠以辞功，君知臣以遂赏也。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，不行成王之褒赏，遂听公之固辞，不顾《春秋》之明义，则民臣何称，万世何述？诚非所以为国也。臣愚以为宜恢公国，令如周公，建立公子，令如伯禽。所赐之品，亦皆如之。诸子之封，皆如六子。即群下较然输忠，黎庶昭然感德。臣诚输忠，民诚感德，则于王事何有？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，敬畏上天之戒，仪形虞、周之盛，敕尽伯禽之赐，无遴周公之报，令天法有设，后世有祖，天下幸甚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！

君讳承，字仲充，东莱府君之孙，大尉掾之中子，右中郎将弟也。累叶牧守，印绂典㨿，十有馀人，皆德任其位，名丰其爵，是故宠禄传于历世，策勋著于王室。君钟其美，受性渊懿，含和履仁，治《诗》、《尚书》，兼览群艺，靡不寻畅。州郡更请，屈己匡君，为主薄、督邮、五官掾功曹、上计掾、守令冀州从事，所在执宪、弹绳纠枉，忠洁清肃，进退以礼，允道笃爱，先人后己，克让有终。察孝不行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，旌招俯就，羔羊在公，四府归高。除淳于长，到官正席，流恩褒善，纠奸示恶，旬月化行，风俗改易︶。轩六辔，飞跃临津，不日则月。皓天不吊，歼此良人，年五十有六，建宁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，呜呼痛哉！臣隶辟踊，悲动左右，百姓号咷，若丧考妣，孩孤愤泣，忉怛伤摧，勒铭金石，惟以告哀。其辞曰：

于穆皇祖，天挺应期。佐时理物，绍纵先轨。积德勤约，燕于孙子。君之群戚，并时繁祉。明明君德，令问不已。高山景行，慕前贤列。庶同如兰，意愿未止。中遭冤夭，不终其纪。夙世霣祚，早丧懿宝。抱器幽潜，永归蒿里。痛矣如之，行路感动。傥魂有灵，垂后不朽（碑拓本。）。

刘子问曰：「孔子云：『安上治民莫善于礼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』。夫礼者，男女之所以别，父子之所以成，君臣之所以立，百姓之所以平也；为政之具靡先于此，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也。夫金、石、丝、竹，钟鼓管弦之音；干、戚、羽、旄，进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，无之何损于化，而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」？阮先生曰：「善哉！子之问也。昔者孔子著其都乎，且未举其略也。今将为子论其凡，而子自备详焉。

夫乐者，天地之体，万物之性也。合其体，得其性，则和；离其体，失其性，则乖。昔者圣人之作乐也。将以顺天地之性，体万物之生也。故定天地八方之音，以迎阴阳八风之声，均黄钟中和之律，开群生万物之情气。故律吕协则阴阳和，音声适而万物类，男女不易其所，君臣不犯其位，四海同其观，九州一其节，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，奏之方岳而地祗上应。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，刑赏（一作「罚」。）不用而民自安矣。乾坤易简，故雅乐不烦；道德平淡，故无声无味。不烦则阴阳自通，无味则百物自乐。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，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，此自然之道，乐之所始也。其后圣人不作，道德荒坏，政法不立，智慧扰物，化废欲行，各有风俗。故造子（一作「始」。）之教谓之风，习而行之谓之俗。楚越之风好勇，故其俗轻死；郑卫之风好淫，故其俗轻荡。轻死，故有火焰、赴水之歌；轻荡，故有桑间、濮上之曲。各歌其所好，各咏其所为，欲之者流涕，闻之者叹息，背而去之，无不慷慨。怀永日之娱，抱长夜之叹，相聚而合之，群而习之，靡靡无已，弃父子之亲，驰君臣之制，匮（一作「遗」。）室家之礼，废耕农之业，忘终身之乐，崇淫纵之俗；故江淮之南，其民好残；漳、汝之间，其民好奔。吴有双剑之节，赵有扶琴之客。气发于中，声入于耳，手足飞扬，不觉其骇。好勇则犯上，淫放则弃亲。犯上则君臣逆，弃亲则父子乖；乖逆交争，则患生祸起。祸起而意愈异，患生而虑不同。故八方殊风，九州异俗，乖离分背，莫能相通，音异气别，曲节不齐。故圣人立调适之音，建平和之声，制便事之节，定顺从之容，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。自上以下，降杀有等，至于庶人，咸皆闻之。歌谣者咏先王之德，頫仰者习先王之容，器具者象先王之式，度数者应先王之制；入于心，沦于气，心气和洽，则风俗齐一。

圣人之为进退頫仰之容也，将以屈形体，服心意，便所修，安所事也。歌咏诗曲，将以宣平和，著不逮也。钟鼓所以节耳，羽旄所以制目，听之者不倾，视之者不衰；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，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。故八音有本体，五声有自然，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。有自然，故不可乱；大小相君，故可得而平也。若夫空桑之琴，云和之瑟，孤竹之管，泗滨之磬，其物皆调和淳均者，声相宜也。故必有常处；以大小相君，应黄钟之气，故必有常数。有常处，故其器（一作「气」。）贵重；有常数，故其制不妄。贵重，故可得以事神；不妄，故可得以化人。其物系天地之象，故不可妄造；其凡似远物之音，故不可妄易。《雅》、《颂》有分，故人神不杂；节会有数，故曲折不乱；周旋有度，故頫仰不惑；歌咏有主，故言语不悖。导之以善，绥之以和，守之以衷，持之以久；散其群，比其文，扶其天，助其寿，使去风能之偏习，归圣王之大化。先王之为乐也，将以定万物之情，一天下之意也。故使其声平，其容和。下不思上之声，君不欲臣之色，上下不争而忠义成。夫正乐者，所以屏淫声也，故乐废则淫声作。汉哀帝不好音，罢省乐府，而不知制正礼，乐法不修，淫声遂起。张放淳于长骄纵过度，丙疆、景武当益（或作「富溢」。）于世。罢乐之后，下移逾肆。身不是好，而淫乱愈甚者，礼不设也。刑、教一体，礼、乐外内也。刑驰则教不独行，礼废则乐无所立。尊卑有分，上下有等，谓之礼；人安其生，情意无哀，谓之乐。车服、旌旗、宫室、饮食，礼之具也；钟磬鞞鼓、琴瑟、歌舞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无「歌舞」二字，疑此衍。），乐之器也。礼逾其制则尊卑乖，乐失其序则亲疏乱。礼定其象，乐平其心；礼治其外，乐化其内。礼乐正而天下平。昔卫人求繁缨、曲县而孔子叹息，盖惜礼坏而乐崩也。夫钟者声之主也。县者钟之制也。钟失其制则声失其主；主制无常则怪声并出。盛衰之代相及，古今之变若一，故圣教废毁则聪慧之人并造奇音。景王喜大钟之律，平公好师延之曲，公卿大夫拊手嗟叹，庶人群生踊跃思闻，正乐遂废，郑声大兴，《雅》、《颂》之诗不讲，而妖淫之曲是寻。延所造倾城之歌，而孝武思女靡女曼之色；雍门作松柏之音，悯王念未寒之服。故猗靡哀思之音发，愁怨偷薄之辞兴，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，人后有内顾自奉之心；是以君子恶大凌之歌，憎北里之舞也。昔先王制乐，非以纵耳目之观，崇曲房之嬿也。必通天地之气，静万物之神也；固上下之位，定性命之真也。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，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，百姓化其善，异俗服其德。此淫声之所以薄，正乐之所以贵也。然礼与变俱，乐与时化，故五帝不同制，三王各异造，非其相反，应时变也。夫百姓安服淫乱之声，残坏先王之正，故后王必更作乐，各宣其功德于天下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然但改其名目，变造歌咏，至于乐声，平和自若。故黄帝咏云门之神，少昊歌凤鸟之迹，《咸池》、《六英》之名既变，而黄钟之宫不改易。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，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。

舜命夔与典乐，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：「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」。又曰：「子欲闻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在治曶以出纳五言。女听」！夫烦手淫声，汨湮心耳，乃忘平和，君子弗听。言正乐通平易简，心澄气清，以闻音律，出纳五言也。夔曰：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；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，下管鼗鼓，合止柷吾攴，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；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」。夔曰：「于，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」。言天下治平，万物得所，音声不哗，漠然未兆，故众官皆和也。故孔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言至乐使人无欲，心平气定，不以肉为滋味也。以此观之，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。自西陵、青阳之乐皆取之竹，听凤凰之鸣，尊长风之象，采大林之（缺，）当时之所不见，百姓之所希闻，故天下怀其德而化其神也。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，质静则听不淫，易简则节制令（一作「全」。）神，静重则服人心：此先王造乐之意也。自后衰末之为乐也。其物不真，其器不固，其制不信，取于近物，同于人间，各求其好，恣意所存，闾里之声竞高，永巷之音争先，童儿相聚以咏富贵，刍牧负载以歌贱贫，君臣之职未废，而一人怀万心也。当夏后之末，兴（一作「舆」。）女万人，衣以文绣，食以粮肉，端噪晨歌，闻之者忧戚，天下苦其殃，百姓伤其毒。殷之季君，亦奏斯乐，酒池肉林，夜以继日；然咨嗟之音未绝，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。满堂而饮酒，乐奏而流涕，此非皆有忧者也，则此乐非乐也。当王居臣之时，奏新乐于庙中，闻之者皆为之悲咽。桓帝闻楚琴，凄怆伤心，倚扆而悲，本作「倚房」，从《续汉·五行志》注、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四改，又《御览》五百七十七作「倚户」、五百七十九作「倚痹」。慷慨长息曰：「善哉乎！为琴若此，一而已足矣」。顺帝上恭陵，过樊衢，闻鸟鸣而悲，泣下横流，曰：「善哉鸟鸣」！使左右吟之，曰：「使丝声若是，岂不乐哉」！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。诚以悲为乐，则天下何乐之有？天下无乐，而有阴阳调和，灾害不生，亦已难矣。乐者，使人精神平和，衰气不入，天地交泰，远物来集（《初学记》「远」作「百」。），故谓之乐也。今则流涕感动，嘘唏伤气，寒暑不适，庶物不遂，虽出丝竹，宜谓之哀，柰何俯仰叹息，以此称乐乎！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，听之者泣下沾襟，弟子曰：「善哉鼓琴！亦已妙矣」。季流子曰：「乐谓之善，哀谓之伤；吾为哀伤，非为善乐也」。以此言之，丝竹不必为乐，歌咏不必为善也；故墨子之非乐也。悲夫！以哀为乐者，胡疵玄耽哀不变，故愿为黔首；李斯随哀不返，故思逐狡兔。呜呼！君子可不鉴之哉（本集，又略见《续汉·五行志》注，《艺文类聚》四十，又四十四，《初学记》十五，《御览》三百九十二、五百七十七、五百七十九）」？

右某启：比者上闵衰迟，诏容退老。仰拜迁除之命，俯全进退之方。企望时贤，固惭伯玉之在后；重惟恩旧，最叨鲍叔之深知。已布恳诚，具于竿牍。岂谓某官情敦雅素，义笃始终。不忘久要之言，荐讲平怀之礼。尺牍随天书而并至，宣毫与手迹以相辉。虽子孺远权，不在自言于长短；而孟公隐几，率皆有意于亲疏。姑恨残骸，难胜重贶。峥嵘晏岁，修荡遥涂。无阶宾閤之趋，但祝生经之卫。上符注意，下慰具瞻。

东坡先生《和陶诗》，「不见老人衰惫之气」，如何？曰：孰敢以血气之盛衰而论盛德之士耶？又「有拟古之作，而未有追和古人者」，如何？曰：亦所未喻也。梁吴均和梁鸿在会稽赠友人，高伯达和郭林宗赠徐子孺，和扬雄就人乞酒不得，作诗嘲之，唐李贺追和何谢铜雀妓，追和柳恽汀洲白蘋章，盖亦多矣。虽然，和不次韵，奈何？曰：时也，方观鸟迹时，可责以钟、张之法度乎？又问：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诗人皆莫及陶渊明，如何？曰：未之前闻也。若其所闻者，梁钟嵘作《诗品》，其中品陶彭泽，出于应璩、左思，文体省静，辞兴婉惬，每观其文，想其人之德，世叹其直，如「欢言醉春酒」，「日暮天无云」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舍语耶？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如嵘之论，则彭泽为隐逸诗人之宗，而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者，岩廊诗人之宗也。窃尝譬之，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之诗，五经也，天下之大中正也。彭泽之诗，老氏也，虽可以抗五经，而未免为一家之言也。嗟夫，应璩之激，左思之放，本出于刘而祖于曹，未易容后来者胜之也，又安得而措一言于李、杜间耶？或以东坡之诗胜李杜而比渊明者，其言大可惧哉！如以谓笃爱陶诗而服勤焉，唯见于东坡，则江淹之所拟，今泛滥入于陶之集中，未有辨之者。韦苏州、白乐天之所效者，皆极闲远之所致，亦皆优于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耶？又问：「区区之迹，未足以论士」。如何？曰：是心与迹判之论也，吾温公斥之矣，盖论士者必以区区之迹。吾友有喜和陶诗者，因为辩之云尔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

五月，具位某谨薰沭献书于丞相阁下：仆自幼读书，将壮而窃一第。随牒抗尘，于兹凡十五年，更事涉世熟矣，始悟吾党之在天下，大而讲学，次而为文，又次而进身。自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而上，莫不代有宗主，伊尹、傅说、周公之徒是也，故三者皆有所归焉。沿春秋下逮战国，虽邹鲁之间有圣贤之师友，而朝廷之上无圣贤之公卿。故吾党讲学为文，容有折衷，而进身之道，茫然莫知底丽。秦不足道，汉文学之宗，视春秋、战国固歉矣。至于士类进身，亦未有出而主其事者。或冒而主焉，又非吾党所归。考《百官表》，汉相盖多矣。惟田鼢慨然为士类主盟，而鼢非吾党，吾党莫归，归莫齿也。公孙弘、魏相俱以儒显，而弘荐用则酷吏张汤而已；相所荐用，则乐工赵定、龚德而已。一时清流如董仲舒、韦玄成，则疾而挤之。庙堂之上，先后相承，上下相习，大抵然也。故终汉二百年，吾党无宗主。其间卓然气锐而莫遏，如严助、徐乐、朱买臣、蔡义等，不过诣阙上书，自结主知。小不自爱而甘为诡遇，则主父偃以卫青进，儿宽以张汤进，赵绾、王臧以田鼢进；大不自爱而甘结奥援，则匡衡以史高进，何进以王音进，杜钦、陈汤以王凤进；又极不自爱而甘由左道，则司马相如以杨得意进，翟方进以淳于长进，贡禹以石显进。凡彼十馀士，其初岂不欲遵正道、附正人以显也，奈何正人者坐视不顾，士抱其所有，方伥伥然无所归也，而其旁之与正人为敌者，又乘间窃起而招致之，彼非视万物恬不为动者，安得不枉而趋也哉？故天下之美事，当为者不为，则其弊必有不当为者出而冒为之。汉朝廷之上，使吾党有宗主，大辟公正之路，随才大小，每邂逅辄汲引，则不惟所谓十馀士有所归，其傍亦无从间而冒为美事者矣。故士之失身，不特士之过，权衡士者亦当分任其过焉。本朝择相，率自儒取也，非若汉之杂用他流。故凡当国者稍自恢广，率可为吾党宗主，顾其志气敢自任与否耳。前辈敢自任，为国收拾士类，如魏国韩公之荐欧阳子，至于再、至于三，虽不少矣，然其间有初犹豫，终弃置者焉。自今观之，梅圣俞、陈履常，好修之士也。文康王公知圣俞深矣，初欲论荐，迄不果，故圣俞赍所学以殁。文忠苏公、太史黄公谈履常不离口，则庙堂正人岂无知之者？而俱坐视，翻使章惇睥睨而邀致之。幸而履常所守淳，故不屑就，否则几何不流为汉十馀士类耶？方今士不乏也，阁下与王公又以殊科列上相，天下士不谋而同以吾党宗主望两公矣。仆喜学，嗜为文，王公故常知之，区区犹以未经衡鉴为歉，谨袭所作诗文十六卷，仰尘晏览。虽浩然自期，锐然自鞭，不到古不止也，更惟暇日阅其概而指其归，终获列文艺传足矣。文康王公、魏国韩公之所为待欧、梅者，惟两公裁之。脱或泛然揖而进，睨而退，仆亦甘为圣俞之赍所学以没。虽有冒而招之，仆当为履常之守，必不至如汉十馀士之失身也。惧众不可料，其他岂无高于仆者？或至东阁，敢诵前所闻以献。凡美事幸自任，勿姑坐视吾党之无所归，至使其傍之不当为者乘间而冒为也哉！不备。

问：物以类相附，士大夫以类相荐，通天下之理然也。于其类之已辨，是固有心术在焉；于其未辨，则上下之始相求也，不过视气习臭味而为之决择耳。气习臭味同则上所荐，下所受荐，皆理之常，无足疑者。今考之或不然。公孙弘以文学进，而荐深文之张汤；魏相以贤良进，而荐乐艺之赵定、龚德；王嘉以甲科进，而荐宠嬖之淳于长；杜如晦以才节进，而荐法吏之戴胄；萧瑀以忠纯进，而荐奸险之封伦；王圭以清望进，而荐律家之吕才。夫是七者，气习臭味初不同，谓受荐者不失为荣事可矣，顾荐者例可以为荣事否邪？倪宽，经学也，而法家之张汤荐之；主父偃，书生也，而奴隶之卫青荐之；萧望之，儒宗也，而狱吏之丙吉荐之；匡衡，宿儒也，而权嬖之史高荐之；贡禹，名士也，而阉宦之石显荐之；何武，经师也，而佞倖之董贤荐之；岑文本，文人也，而兵家之李靖荐之。夫是七者，气习臭味亦不同，谓荐者不失为美事可矣，顾受荐者例可以为美事否邪？方今士大夫上至于二府，下至于一命，莫不交相求也。上之士大夫，不于气习臭味是计，而姑以所负之才荐之，如萧咸、戴胄可也。淳于长辈，虽使其才优，可犯嫌疑荐否邪？下之士大夫，不于气习臭味是计，而姑以其所荐之心受之，如丙吉、李绩可也。史高、董贤辈，虽使其心是，可犯嫌疑受否邪？诸君行筮仕矣，达则推己以荐人，未达则欲人之荐己，二者盖未免也。愿相与讨论，并处心择术之素条陈之。